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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上,我照着他提前教好的话,一字不差。
“是我私自更换了供应商,江屹不知情。所有采购流程都是我一个人操作的。”
徐曼坐在原告席上哭的撕心裂肺。
她四岁的儿子剃着光头戴着口罩,瘦的厉害。
判决书下来:有期徒刑五年。
宣判那天,我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。
江屹坐在最后一排,帽子压的很低。
他冲我点了点头。
那个点头,在之后的五年里,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。
入狱第一个月,我被分到缝纫车间。
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晚上九点熄灯。
和七个人挤十几平方的宿舍。
第一次被人欺负是入狱第二周。
一个纹着花臂的女人嫌我占了她晾衣服的位置,一巴掌扇过来把我拍到墙上。
“新来的?以前干嘛的?”
“做采购的。”我捂着脸,声音在抖。
“采购?以次充好害了人家小孩,你可真够狠的。”
周围的人跟着笑。那笑声刺耳。
没人帮我。
我咬着牙不哭。
跟自己说——忍住,三到五年,出去就好了。
江屹第一个月来看了我一次。
带了换洗衣服和一袋水果。
“你妈我安排好了,请了护工,放心。”
“公司怎么样了?”我隔着玻璃问。
“在恢复。你别担心。”他笑的温柔,“出来以后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走的时候他把手贴在玻璃上。
我也伸手贴过去。
隔着玻璃,指尖的温度传不过来。
前两年他每个月来一次,偶尔两次。
每次带东西,每次说公司在好转,我妈身体还行。
他写信。
信末尾总是那句——等你回来。
我把每封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。
夜里睡不着就拿出来摸,一遍一遍,直到纸角磨软。
第三年开始,信变少了。
从每月一封变成两个月一封,再到三个月才有一封。
内容也越来越短。
最初能写三页纸,后来剩半页。
连等你回来四个字都省了。
关于我妈的消息越来越模糊。
“你妈挺好的。”“正常。”“放心。”
三个字四个字,越来越敷衍。
我心里发慌,但在里面没有手机没有网络,联系外界只能靠探视和通信。
我写了一封长信,问了三个问题:
一、妈最近检查结果怎么样?
二、你什么时候来看我?
三、公司到底怎么样了?
信寄出两个月,没回音。
四个月,还是没有。
我开始失眠。
夜里躺在硬铺板上盯着天花板的裂缝,脑子里全是妈的脸。
她还能认出我吗?
她有没有按时吃药?
有没有人陪她说话?
没有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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